「你是越南來的還是印尼？」一位中風病人的家屬親切地問她。
她靦腆地回答：「越南。」
「你好漂亮。」那名病人家屬微笑說者。
她是另一位中風病人的外籍看護，主要的工作是照顧一位行動不便的女士，不同的是她來自很遠的地方。我訝異這段對話的自然、平和或者平等，對於「越南來的」這樣的字眼並沒有太多的負面聯想。外籍勞工（新娘）在我們周遭的數目已遠遠超過想像，我很清楚，很多人內心深處對他們並沒有太多尊重。看著他們的身影，我老是想到一篇黃春明的小說〈蘋果的滋味〉以及比利。
比利是我國小的同學，他的膚色明顯和我們不同，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來，即使在沙子被瘋狂揚起的黄土操場，濃郁如巧克力的黝黑，像你眼中的沙中一樣刺眼，聽說比利的父親是美國黑人大兵，但是回去美國了。我相信在比利的世界裡，必須常常和這樣的傷口相處，被一群惡意的孩童訕笑，身上那層無法洗刷的顏色。
在更早之前，比利的父親或許還在台北中山北路閒晃，那個台灣的特殊年代，一顆美國人的蘋果輕易地將我們的貧窮、尊嚴攪在一起，彼時美國人眼中的我們，大概和電影中開花的台灣製雨傘差不多吧。混亂而貧窮的未開發地區。
然後，過了幾十年，很多人家裡開始有了外傭，台灣人高貴的手終於不用與油污灰塵為伍，每戶人家的冰箱也都能有幾顆紅色的蘋果，但是我們卻把蘋果的滋味狠狠地忘記了。我們太常以膚色、語調、穿著、動作、容貌來評斷他人，並自以為比別人高等一些，先進一些，只是我們對於差異的偏執，往往過於可笑。
或許，我還是會時常想起〈蘋果的滋味〉以及比利吧。
